pinger_su - 2008-5-22 21:09:00
论杜甫诗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胡遂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学者兼大将，曾为《左传》作过注。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的诗人，“文章四友”之一。父亲杜闲，曾任衮州司马、奉天县令。对这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常引以为自豪，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这个“未坠素业”当然也包括了读书做诗这一传统，因此，他又说“吾祖诗冠古”从诗人生平的思想与经历来看，他确实是把“奉儒”与“写诗”当成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业。由于他秉性正直敢言。又未遇明主识察重用，因此只做了很短时间的小官，结果还没能守住，这“奉儒”就只好到诗歌中去表现了。对于杜甫的儒家思想，在诗人身后的一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里，备受统治阶级的推崇赞赏，他们将杜甫树为“每饭不忘君”“忠君爱国”之忠臣节士的楷模典范；而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他又因“奉儒”而屡遭指责，甚至批判。那么，从杜甫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儒家思想究竟是否全都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所要求的思想行为规范呢？它对于诗人自我道德的修养、理想人格的树立起了哪些作用呢？或者说，儒家思想给予杜甫的主要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呢？下面试作具体辨析。
一、“仁民爱物”的仁爱精神与“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
周谷城教授在《儒学别解》中说：“‘仁’这个字，是由‘人’、‘人’合成的”，“‘人’、‘人’意即象人或把人当成人。对自己讲，要争取做人；对别人讲，要把人当人。”从“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出发，杜甫特别重视人民的生活状况，始终把关心民生疾苦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宿花石戌》）“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兵车行》）“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儒家从民本思想出发，提倡“节用面爱人”（《论语•学而》）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他的弟子冉求为大贵族季氏“聚敛而附益之”，他闻讯非常气愤，不但宣布脱离师生关系，而且还要其他弟子“鸣鼓而攻之”。杜甫反对加重人民赋税既出自于儒家思想，也与他在中下层人民中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对老百姓的痛苦深有体会有关。他认为老百姓痛苦的根源，一是朝廷租税太重，二是贪官污史盘剥勒索，三是统治集团奢侈浪费。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诗人不仅揭露了“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样的客观事实，而且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双比鲜明的形象画面一针见血地对贫富对立问题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在《岁晏行》中，他还说：“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字履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这些见识虽然来自对生活的观察，但也与儒家“薄赋敛则民富”（《说苑•征理》）思想是一致的。
出于儒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思想，杜甫在同情劳动人民时特别具有“推已及人”的精神。如当他在安史之乱前去奉先县探亲时，见到一家老小冻饿交加“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惨景，诗人虽悲痛欲绝，但由此想到的却是“生常免租赋，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戌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咏怀》）他由自己这个享有种种特权的家庭尚且遭此不幸想到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贫苦人民比自已更为不幸，更难以生存下去，当诗人
《易•乾•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表述。就杜甫而言，“厚德载物”的胸怀气概表现在他的“仁爱”思想里，“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则表现在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上。我们以杜甫乾元二年因“关辅饥”辞去华州司功参军官职带着家小逃难为界，在此以前，杜甫对事业的追求主要表现在热切希望进入仕途，实现其政治理想。在他现存最早的作品《望岳》中，诗人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语出〈孟子•尽心上〉：“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也和孟子一样，都是自述其志不在小。而杜诗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那种昂扬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但此后诗人的生活道路并不顺利，特别是困守长安十年，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饥饿冻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艰难困苦生活，直到天宝十四年，诗人44岁时才被任命为一个管理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小官，面对这种并不公正在的待遇，诗人还是走马上任了。在同年11月写的《自述赴先县咏怀》诗中，他对自己坎坷的求仕经历进行了番反思，说自己因“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而屡遭同学取笑，虽然在一再挫折后也曾有过“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的想法，但“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本性难移，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所以还是准备尽忠报国，在政治上干一番事业。在这里，诗人表现的正是儒家为坚持政治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百折不挠精神。在后期，杜甫知道自己仕进之路已绝，就将全部精力才华寄托在诗歌创作事业上，他对自己要求很高，要“气屈贾垒”（《壮游》），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刻苦认真地学诗、写诗、改诗，他广采古今各家之精华，“别裁伪体” “转益多师，”他要求自己写成的作品要“毫发无遗恨”（《敬赠郑谏议》），要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水平。他自言“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新诗改罢自长呤”（《同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可见其呕心沥血探索诗歌艺术的态度在古今诗人中是首屈一指的。一般文人到了老年免不了“江郎才尽，而杜甫却是越老诗越多，在夔州不到两年的时间，诗人竟写了430多首诗，差不多每天都有新作诞生。出峡后，诗人漂泊江湖，身体越来越差，耳聋、眼花，右臂也渐渐偏枯麻木，他感到生命于自己已很有限，决心抓紧时间奋力创作，说：“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直到最后病死在从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还写下了一首长达360字的五言排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在杜甫的一生中，无论是贫病交加无衣无食，还是拖儿带女奔波逃难，还是囚于敌军中生死未卜，诗人始终没有放下过自己手中的笔，他之所以始终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激情与精力，既来自对文学事业的无比热爱，也自儒家“自强不息”的顽强进取精神。如同孔子一样，他把对理想、事业“自强不息”的追求当作一种最大的人生快乐。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又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这些精神、性格、人生态度无一不可在杜甫身上看到。要之，无论是孔子，还是杜甫，都把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看成是一种最美好的精神享受。在追求的过程中，即使遭遇挫折、历尽艰辛，也“虽九死其犹未悔”，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精神上感到很充实、很愉快。所谓“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以忘忧”、“乐亦在其中矣”（《论语•学而》）“人不堪其忧，回（颜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乐”的境界，就是在事业上执着追求的审美境界。有人说，杜甫是中国古代诗人中遭遇最悲惨最不幸的，他一生活得太苦也太累，但从诗人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融入到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融入到对祖国、民族、人民命运始终不渝的关切中，一生都生活在对事业、理想的积极追求中来看，他又是无比幸福的。杜甫正是在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激励下，实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获得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完成了一种伟大、崇高的人格。
综上所述，杜甫诗歌思想与艺术成就的取得，与儒家思想有密切关系。在诗人的人生实践中，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但更多地是发扬了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在某些地方甚至还超越了儒家思想。他虽然属于封建时代的文人，但毫无疑问，也是鲁迅所说的历史上“中国的脊梁”的一份子。谭承耕先生在《〈论语〉〈孟子〉研究》中说：“这些“‘中国的脊梁’，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的教育下成长的。事实表明，这种价值观在历史上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还是可以批判吸收的。”确实如此，以儒家为主要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强调个人社会责任感、提倡群体意识、弘扬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等方面，只要经过辩证的扬弃改造，是可以成为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的。记得一位现代作家说过，中国旧体诗词是一大文学瑰宝，是中华文化、中国民族的凝聚力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象杜甫、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中国的脊梁”的作品，因其集中地反映了诗人的人格理想、精神气质和胸襟怀抱，且又富有极强的艺术魅力，通过呤咏学习，也可使现代人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吸取其中的有益成分。